父母领养了弟弟忘了我这个亲生儿子

第一章：一个非标准化的“投后管理”项目我妈说，“小远，我给你领养了个弟弟。

”电话那头的背景音，是广场舞神曲《最炫民族风》的劣质重低音，

混杂着某种油炸食品的滋啦声。我正戴着降噪耳机，试图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里，

寻找一种能够解释我导师最近行为模式的“权力-知识”理论。

我的论文题目是《数字时代下，算法对个体主体性的建构与解构》，简单说，

就是研究我们是如何被手机APP“塑造”成傻逼的。“妈，你说什么？信号不好，

我这边像是身处一个由赛博格和白噪音构成的后现代奇点。”我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

企图用学术术语屏蔽掉她话语里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防御机制，

一种我烂熟于心的、用知识的盔甲来抵御生活突袭的拙劣把戏。“我说！

我给你领养了个弟弟！”我妈的声音穿透了耳机，穿透了福柯，

穿透了我和她之间一千三百公里的物理距离，像一颗精准制导的炸弹，直接命中我的杏仁核。

“你表姨家的孩子，叫小航，今年十岁。你表姨跟你表姨夫去深圳打工，管不了他。

我跟她说，以后放暑假、寒假，都来你这儿。你，负责给他辅导功课，带他见见世面。

”我沉默了。大脑的CPU瞬间被占满，所有的进程都卡住了。屏幕上，

福柯正冷冷地看着我，仿佛在说：“看，这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规训，它甚至能跨越代际，

进行远程部署。”“妈，”我艰难地组织语言，试图让她理解这个行为的“结构性荒谬”，

“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首先，从法律上讲，

‘领养’需要一整套严格的程序，我们这更接近于一种‘临时监护权’的转移。其次，

从教育学角度看，一个十岁的孩子，正处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中的‘勤奋对自卑’阶段，

他的‘自我同一性’正在形成，任何环境的剧烈变动都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

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尽职调查’？比如，评估一下他的心理状况、学习基础，

以及我们之间的‘兼容性’？”我一口气说完，感觉自己像个正在进行项目路演的创业者，

试图用一套完美的PPT，去说服一个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跳完这支舞”的天使投资人。

“我不管什么调查！”我妈的语气不容置喙，

那是她作为一家之主、作为“首席体验官”的权威，“我只知道，你小时候我没管你，

你一个人长大了，现在看起来……也还行。所以，小航交给你，肯定也差不了。就这么定了！

我下周就把他送过去！”电话挂了。我呆坐在书桌前，窗外的城市天际线，

像一排巨大的、冰冷的服务器机柜，闪烁着无意义的LED光芒。

我感觉自己不是被交付了一个“弟弟”，而是被“下发”了一个需求。

一个没有SOW工作说明书、没有KPI、没有验收标准，

甚至连“用户画像”都极其模糊的“投后管理”项目。而那个被投的“标的”，

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哭会笑、会顶嘴、会挑食的十岁人类。我的生活，

这个被我精心维护的、由论文、咖啡、和偶尔的酒精构成的、稳定而封闭的“系统”，

即将被一个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变量”入侵。我拿起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我尝了一口，

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

以及我那篇关于“主体性”的论文——研究了一堆理论，结果连自己的主体性都保不住。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妈也曾在饭桌上，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小远，你要好好读书，

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那时候，我觉得“出息”是一个清晰的、可以被量化的目标，

比如考第一名，比如上个好大学。但现在，什么是“出息”？

把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辅导”好？这算不算一种“出息”？这算不算一种“意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公寓，

这个我精心布置的、充满了宜家家具和原版书的“文化资本”展示空间，

即将迎来它第一个“非付费用户”。而我，这个自诩为“文化研究者”的“产品经理”，

即将开始我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次“用户运营”。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标题是：《关于“小航”项目的初步可行性分析及风险规避策略》。这是我的习惯，

面对无法掌控的混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文档化”，用一种理性的、有序的格式，

来假装一切尽在掌握。

项目背景：一次由母权发起的、基于情感补偿的、非标准化的人力资源配置……”写着写着，

我突然觉得无比荒诞。我，一个研究“人如何被异化”的博士生，正在用最异化的方式，

去规划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文字，

突然福至心灵地想，也许，我妈给我领养的不是一个弟弟。她给我的是一块“地”。

一块活生生的、会呼吸的、需要我去耕耘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心田”。而我，除了理论，

一无所有。完了。我感觉自己像个拿着《航海学概论》，

却被扔到了一片没有海图的、未知海域的裸泳者。而我妈，就是那个在岸上，一边朝我挥手，

一边高喊“加油啊，我相信你”的、该死的、可爱的、让我又爱又恨的“船长”。

第二章：一个“非结构化数据”的降临一周后，我妈真的把“小航”送来了。

她像一个完成了KPI的金牌销售，

风风火火地把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和一个眼神怯生生的小男孩塞进我的公寓，

然后丢下一句“他喜欢吃辣条，但别让他吃太多，多喝水，多看书，有事随时联系我”，

就转身奔赴下一场“业务”——和她的老姐妹们去KTV唱《套马杆》。

门“砰”地一声关上，世界瞬间安静了。我和小航，两个来自不同“操作系统”的个体，

在玄关处进行了第一次“数据对接”。他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T恤，

上面印着“王者荣耀”，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手机，屏幕上闪烁着炫目的动画。

他像一只受惊的刺猬，用沉默和低着头的方式，竖起了全身的刺。我的公寓，

这个我引以为傲的、充满了极简主义美学和秩序感的“场域”，第一次出现了“异常数据”。

“那个……欢迎？”我尝试着发出一个友好的“握手信号”。他没抬头，

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微不可闻的“嗯”。“你的房间……我给你收拾出来了。

”我指了指书房旁边的次卧。那原本是我的“冥想室”，

里面只有一个蒲团和一整墙的哲学书。为了他，我买了一张床和一套书桌，

完成了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妥协。他拖着行李箱走进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五分钟后，他出来了，手里拿着手机，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戴上耳机，把自己和我隔绝开来。

我看着他那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脑子里瞬间闪过十几个社会学理论。布迪厄的“惯习”？

戈夫曼的“印象管理”？还是说，

这只是一个十岁男孩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的标准“应激反应”？

我决定采用“非介入式观察法”，先收集数据，再做分析。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我像一个潜伏在丛林里的动物学家，偷偷观察着我的“研究对象”。他打游戏。非常专注。

手指在屏幕上飞速点击，嘴里偶尔会发出“冲！”“漂亮！”“我靠，这辅助会不会玩？

”之类的短促指令。他的情绪完全被那个小小的屏幕所掌控，时而紧张，时而兴奋，

时而愤怒。我泡了一杯手冲耶加雪菲，坐在他对面，翻开《存在与虚无》。

但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个小小的、发光的屏幕吸引了。

那里面有一个他完全沉浸的、拥有明确规则和即时反馈的世界。而我这里，

只有萨特告诉我“存在先于本质”，这玩意儿既不能“冲”，也不能“漂亮”。中午，

我面临了第一个“产品迭代”的挑战：午饭。“你想吃什么？”我问，像一个尽职的客服。

“随便。”他头也不抬。“随便”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满足的需求，

比“给我做一个让用户都喜欢的APP”还要难。这是一个“伪需求”，

背后隐藏着真实的、未被言说的期望。我决定采用“A/B测试”策略。

我的常规选项；另一份是油腻的、廉价的、但充满了“幸福荷尔蒙”的香辣鸡腿堡套餐。

我把两份饭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沙拉，

露出了和我看到福柯时一样的表情——一种混杂着困惑、排斥和“这是什么鬼”的复杂神情。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那个鸡腿堡，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咬了一大口。那一刻，

我明白了。我的“文化资本”在他面前，一文不值。一个鸡腿堡的“使用价值”，

远超一本《存在与虚无》的“符号价值”。我们俩，一个啃着草，一个啃着汉堡，

在沉默中完成了第一次“共餐”。这场景充满了隐喻，

像一幅后现代主义画作：一个在追求精神“减负”的知识分子，

和一个在追求卡路里“增量”的留守儿童，被一个“妈”强行捆绑在同一个餐桌前。下午，

我尝试进行第一次“用户深度访谈”。“小航，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爱好吗？除了……游戏。”“没有。”“你想去哪里玩吗？博物馆？科技馆？

”“不想。”对话陷入了“死循环”。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试图与AI进行情感交流的程序员，

得到的永远是预设好的、毫无信息的标准答案。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那套在学术会议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十岁孩子面前，彻底失效。

他是一个“黑箱”，我无法用任何理论去“建模”，去“预测”他的行为。晚上，

我洗完澡出来，发现他正蹲在我的书架前，仰着头，看着那些厚厚的、外文原版的书。